魏晋南北朝名人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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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高洋

齐文宣帝高洋，字子进，鲜卑名侯尼于，原籍渤海蓨县（今河北景县），因生于晋阳，一名晋阳乐。南北朝时期北齐开国皇帝。北齐神武帝高欢次子，文襄帝高澄同母弟，孝昭帝高演、武成帝高湛同母兄，母亲为娄昭君。

2、祖冲之?

祖冲之（429-500），字文远。出生于建康（今南京），祖籍范阳郡遒县（今河北涞水县），中国南北朝时期杰出的数学家、天文学家。

祖冲之的成就不仅限于自然科学方面，他还精通乐理．对于音律很有研究。祖冲之又著有《易义》《老子义》《庄子义》《释论语》等关于哲学的书籍，都已经失传了。文学作品方面他著有《述异记》，在《太平御览》等书中可以看到这部著作的片断。

3、陈武帝陈霸先

陈霸先，字兴国，小字法生，吴兴（今浙江长兴）长城下若里人，祖籍颍川（今河南禹州），汉太丘长陈寔之后，南北朝时期陈朝开国皇帝。

陈霸先在抵御落后势力摧残，维护社会稳定，恢复南方经济，保护华夏传统文化等方面，做出了历史的贡献，是中国古代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从陈霸先治国、治军、从政、为人的自身品格来讲，更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杰出代表。陈霸先不仅是一代开国皇帝，他还具有彪炳千古的贤明人格。

4、任昉?

任昉（460年-508年），字彦升，小字阿堆，乐安郡博昌（今山东省寿光市）人。南朝文学家、方志学家、藏书家，“竟陵八友”之一。

任昉幼年时刻苦好学，才华横溢，知名乡里。十六岁时，被刘宋丹阳尹刘秉聘为主簿，后被朝廷征召，任太常博士、征北行参军。齐永明二年（484年），被丹阳尹王俭聘为主簿。后来进京官拜尚书殿中郎，随后又调任为竟陵王萧子良的记室参军，后因父丧而辞官。

5、谢灵运?

谢灵运（385年-433年），原名公义，字灵运，以字行于世，小名客儿，世称谢客。出身陈郡谢氏，祖籍陈郡阳夏，生于会稽始宁。南北朝时期诗人、文学家、旅行家。谢灵运也是一位画家，他绘画的题材是“菩萨像”，并且，其壁画《菩萨像》即使经历了晚唐灭佛浩劫，仍然幸存六壁之多

可见谢灵运生前所画的《菩萨像》作品，在数量上是相当可观的，而在艺术上也应该是很有自家风格的。所以绘画界认为，谢灵运绘画与六朝时期诸名家一样，是占据着一席之地的，且是以“佛像”类创作蜚声画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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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白华先生对魏晋南北朝的评价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政权更迭最频繁的时期。由于长期的封建割据和连绵不断的战争，使这一时期中国文化的发展受到特别的影响。其突出表现则是玄学的兴起、佛教的输入、道教的勃兴及波斯、希腊文化的羼入，外域文化给原有文化增添了新鲜血液，同时也使文化向生动活泼的多元发展。

玄学与清谈

玄学与清谈本是一种思想意识形态表现的两个方面，在生活上清谈，提高到学术思想领域则为玄学。

随着汉帝国的崩溃，经学也随之失落而出现危机，在此时代背景下，玄学应运而生。玄学盛行于魏晋，是儒家思想与道家思想结合的产物。玄学是由老庄哲学发展而来，其宗旨是“贵无”，其最高主题是对个体人生意义价值的思考。所以，老庄之学轻人事、重自然的价值观，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进入到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世界，铸造了中国士人玄、远、清、虚的生活情趣。

玄学开辟了一个思辨时代，名士们剖玄析微，“注而不竭”，在论辩中有通（正面解释议论）、有难（发难致诘）、有胜（辩论取胜）、有屈（辩论失败），由此形成清谈风格。

清谈的起源应上溯到魏晋之交的“竹林七贤”，即山涛、嵇康、阮籍等。清谈内容广泛，宇宙观、历史观、政治、伦理无所不包，并以辩析其中哲理为目的。其弊端是往往流于口头争辩，成为“口耳之学”；其长处是发展哲理思辨，开出疑义相析的风气，且不论年资，以友交会，与两汉经学的师道尊严迥然相异。

总之，玄学的发展使这一时期成为“中国周秦诸子以后第二度的哲学时代”。玄学的思辨成就不仅被隋唐佛学和宋明理学所继承，而且泽及各门学科，最突出的是在艺术上创造了“重神理而遗形骸”，重自然而轻雕饰的美学观念，就连此时的山水诗画、书法也都深深浸染着玄学风采。

佛、道、玄、儒的相互抗争与融合

道教是中国的本土宗教，酝酿于东汉，发展于魏晋，南北朝时规模最大。作为宗教的一大流派，道教具有宗教的一般性特征，作为中华民族创立的宗教，它又具有鲜明的民族性格，在思想渊源与神仙世界的构造上同传统的哲学流派、哲学思想以及传说、神话息息相通。神仙思想是道教的中心思想。道教最关心的是“人如何不死”，这正是中华民族重现世、重现实的民族性格在宗教观上的体现。

在道教兴起的同时，另一支来自南亚次大陆的宗教也气势日增地进入中华文化系统，这就是佛教。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在中国传播和发展较快，对中华文化的影响也日渐广泛和深远，与此同时，佛教也溶合了中华文化而逐渐中国化。

道、佛、玄、儒这二教二学的关系颇为复杂，其相互冲突、相互整合，造成意识形态结构的激烈动荡。大体而言，玄学的“贵无”与佛教的“空”的思想一拍即合，到东晋，玄学几乎完全融入佛教之中。儒家对佛教，排斥多于调和；佛教对儒家，调和多于排斥；佛、道互相排斥，不相调和。

胡汉文化的碰撞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民族关系复杂动荡的历史时期。在此阶段，大规模的民族迁移和民族融合进入高潮，北方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胡”族先后进入中原，纷纷建立政权，南方的越、蛮、奚、俚、僚等族也与汉族发生交互关系，使游牧或半农半牧民族的“胡”文化与中原农业社会的“汉”文化发生长时间交会，并在冲突中走向融合，也使得这一时期的文化趋于多元化走向。

胡文化“汉化”主要有两个渠道。一是由胡人统治者采用汉族统治的组织形式并推广儒学，这为胡文化的整体性汉化创造了前提条件，实际上也是以强力推进胡文化发生质的变化；二是胡人在长期的胡汉杂居中，潜移默化地受到汉文化观念意识的影响，从而对胡人心理深层产生了巨大而绵长的影响。

胡文化在溶入汉文化系统的同时，其固有特质对汉文化系统也产生了较大的冲击、改造。蛮野但充满生气的北族精神，给高雅温文却因束缚于礼教而冷淡僵硬的汉文化带来了新鲜空气。随着诸多民族整合为新汉族的进程日益深化，汉胡交会的效应逐渐充分释放，终于在公元八世纪推出空前繁荣璀璨的隋唐文化。

文化的自觉

儒学的失落，不仅为佛教的输入，道教、玄学的蓬勃兴起拓出一片自由天地，而且造成这一时期士人的思想空前活跃。人们从儒学伦常的樊篱中解放出来，引发了对文化各门类的全新认识，从而推动文学、艺术乃至史学进入本体独立发展的轨道。

魏晋时期的文学艺术高度重视形象思维，承认文学艺术自身的规律，摆脱了经学附庸的地位，进入了“自觉”时代。以诗歌而言，“三曹”、“建安七子”的作品气势雄伟，慷慨悲壮；以民歌而言，《木兰诗》、《子夜歌》、《陇上歌》、《敕勒歌》等千古传诵、脍炙人口，呈现出繁盛景象；以散文而言，也是佳作不断，如《出师表》、《陈情表》、《桃花源记》等；以小说而言，是开创时代，代表作是刘义庆的笔记体小说《世说新语》；以书法艺术而言，则是名家辈出，以王羲之、王献之父子成就最高，代表作为《兰亭序》。

魏晋的史学也冲破了经学的束缚，其自身特质日益清晰地被人们认识，确立了史部着作在目录学上的独立地位，出现了“经、史、子、集”部类命名。主要史学着作有《后汉书》、《三国志》、《南齐书》、《魏书》等。

天文历法

魏晋南北朝时期，天文历法方面最大的成就是东晋虞喜发现了“岁差”。

过去天文学家不知分“天周”和“岁周”，以为太阳运行一周（天周）就是“岁周”。虞喜观察到太阳从当年冬至运行到次年冬至并没有回到原来的冬至点上，而是每50年（现代测定是71年8个月）向西移动一度。这种“天周”与“岁周”的差就叫“岁差”。

祖冲之亲自观察，证实了岁差的存在，并把它应用到自己所制定的《大明历》中。根据计算，《大明历》规定一年为365.24281481天,与近代科学测量的日数相差不到50秒。

《大明历》中另一重要改革是对闰法作了新的调整，将古法19年7闰改为391年144闰。《大明历》是当时最先进的历法。

史学

这一时期，私家修史盛行，出现了许多史学名着。晋陈寿的《三国志》和宋范晔的《后汉书》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后汉书》共一百二十卷，主要记载了东汉自光武帝刘秀到献帝刘协近二百年的历史。纪、传的作者是刘宋的范晔，志的作者是晋司马彪。范晔在诸家后汉史，特别是在刘珍等人《东观汉记》的基础上，斟酌去取，写成了《后汉书》。由于他死得过早，《志》没有写成。

《后汉书》简明周详，叙事生动，故后来居上，淘汰了以前各家的后汉史。梁刘昭为《后汉书》作注，又把晋人司马彪《续后汉书》的三十卷《志》抽出来，加以注释，补入《后汉书》。

《三国志》共六十五卷，包括《魏志》三十卷，《蜀志》十五卷，《吴志》二十卷，主要记载魏、蜀、吴三国鼎立时期的历史。陈寿吸取魏、吴史书的材料，又自编蜀国史书，编纂成为《三国志》。

陈寿写书时，正当魏晋之际，天下乱离，资料不全，故内容显得不很充实，也没有表和志。但《三国志》善于叙事，文笔简洁，剪裁得当。陈寿死后百余年，三国史料大量出现，宋文帝以《三国志》过略，乃令裴松之作注。

《史记》、《汉书》注重训释文义，而裴注《三国志》则重在增补史实。据粗略统计，注中列举魏晋着作二百多种，而且截取史料比较完整，注文的文字总数超出正文三倍，故注文价值不亚于《三国志》正文。

此外，还有南齐沈约的《宋书》，梁萧子显的《南齐书》，北齐魏收的《魏书》。南齐臧荣绪的《晋书》是唐修《晋书》的蓝本。北魏崔鸿作《十六国春秋》，专记十六国历史，现在仅存有辑本。

这一时期，人物传记和地方志也已兴起。梁释慧皎的《高僧传》为二百五十多个和尚写了传，是研究佛教史的史料。晋常璩的《华阳国志》是研究汉中和四川、云南、贵州地方史的重要材料。

魏晋南北朝人才辈出，都有哪些有名人物？

我认为不仅魏晋是这样，先秦、两宋都是这样，这些朝代不似汉唐那样强大，但是政权的松散必然导致思想的自由，民国也是如此。

宗白华：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摘自《美学散步》

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王羲之父子的字，顾恺之和陆探微的画，戴逵和戴颙的雕塑，嵇康的广陵散(琴曲)，曹植、阮籍、陶潜、谢灵运、鲍照、谢朓的诗，郦道元、杨炫之的写景文，云岗、龙门壮伟的造像，洛阳和南朝的闳丽的寺院，无不是光芒万丈，前无古人，奠定了后代文学艺术的根基与趋向。

这时代以前——汉代——在艺术上过于质朴，在思想上定于一尊，统治于儒教；这时代以后——唐代——在艺术上过于成熟，在思想上又入于儒、佛、道三教的支配。只有这几百年间是精神上的大解放，人格上思想上的大自由。人心里面的美与丑。高贵与残忍、圣洁与恶魔，同样发挥到了极致。这也是中国周秦诸子以后第二度的哲学时代，一些卓超的哲学天才——佛教的大师，也是生在这个时代。

这是中国人生活史里点缀着最多的悲剧，富于命运的罗曼司的一个时期，八王之乱、五胡乱华、南北朝分裂，酿成社会秩序的大解体，旧礼教的总崩溃、思想和信仰的自由、艺术创造精神的勃发，使我们联想到西欧十六世纪的“文艺复兴”。这是强烈、矛盾、热情、浓于生命彩色的一个时代。

但是西洋“文艺复兴”的艺术(建筑、绘画、雕刻)所表现的美是秾郁的、华贵的、壮硕的；魏晋人则倾向简约玄澹，超然绝俗的哲学的美，晋人的书法是这美底最具体的表现。

这晋人的美，是这全时代的最高峰。《世说新语》一书记述得挺生动，能以简劲的笔墨画出它的精神面貌、若干人物的性格、时代的色彩和空气。文笔的简约玄澹尤能传神。撰述人刘义庆生于晋末，注释者刘孝标也是梁人；当时晋人的流风余韵犹未泯灭，所述的内容，至少在精神的传模方面，离真象不远(唐修晋书也多取材于它)。

要研究中国人的美感和艺术精神的特性，《世说新语》一书里有不少重要的资料和启示，是不可忽略的。今就个人读书札记粗略举出数点，以供读者参考，详细而有系统的发挥，则有待于将来。

(一)魏晋人生活上人格上的自然主义和个性主义，解脱了汉代儒教统治下的礼法束缚，在政治上先已表现于曹操那种超道德观念的用人标准。一般知识分子多半超脱礼法观点直接欣赏人格个性之美，尊重个性价值。桓温问殷浩曰：”卿何如我？”殷答曰：“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这种自我价值的发现和肯定，在西洋是文艺复兴以来的事。而《世说新语》上第六篇《雅量》、第七篇《识鉴》、第八篇《赏誉》、第九篇《品藻》、第十篇《容止》，都系鉴赏和形容“人格个性之美”的。而美学上的评赏，所谓“品藻”的对象乃在“人物”。中国美学竟是出发于“人物品藻”之美学。美的概念、范畴、形容词，发源于人格美的评赏。“君子比德于玉”，中国人对于人格美的爱赏渊源极早，而品藻人物的空气，已盛行于汉末。到“世说新语时代”则登峰造极了(《世说》载“温太真是过扛第二流之高者。时名辈共说人物，第一将尽之间，温常失色。”即此可见当时人物品藻在社会上的势力)。

中国艺术和文学批评的名著，谢赫的《画品》，袁昂、庾肩吾的《画品》、钟嵘的《诗品》、刘勰的《文心雕龙》，都产生在这热闹的品藻人物的空气中。后来唐代司空图的《二十四品》，乃集我国美感范畴之大成。

(二)山水美的发现和晋人的艺术心灵。《世说》载东晋画家顾恺之从会稽还，人问山水之美，顾云：“千岩竟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这几句话不是后来五代北宋荆(浩)、关(同)、董(源)、巨(然)等山水画境界的绝妙写照么？中国伟大的山水画的意境，已包具于晋人对自然美的发现中了！而《世说》载简文帝入华林园，顾谓左右曰：“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间想也。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这不又是元人山水花鸟小幅，黄大痴、倪云林、钱舜举、王若水的画境吗？(中国南宗画派的精意在于表现一种潇洒胸襟，这也是晋人的流风余韵。)

晋宋人欣赏山水，由实入虚，即实即虚，超入玄境。当时画家宗炳云：“山水质有而趣灵。”诗人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谢灵运的“溟涨无端倪，虚舟有超越”；以及袁彦伯的“江山辽落，居然有万里之势。”王右军与谢太傅共登冶城，谢悠然远想，有高世之志。荀中郎登北固望海云：“虽未睹三山，便自使人有凌云意。”晋宋人欣赏自然，有“目送归鸿，手挥五弦”，超然玄远的意趣。这使中国山水画自始即是一种“意境中的山水”。宗炳画所游山水悬于室中，对之云：“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郭景纯有诗句曰：“林无静树，川无停流”，阮孚评之云：“泓峥萧瑟，实不可言，每读此文，辄觉神超形越。”这玄远幽深的哲学意味深透在当时人的美感和自然欣赏中。

晋人以虚灵的胸襟、玄学的意昧体会自然，乃能表里澄澈，一片空明，建立最高的晶莹的美的意境！司空图《诗品》里曾形容艺术心灵为“空潭写春，古镜照神”，此境晋人有之：

王羲之曰：“从山阴道上行，如在镜中游！”

心情的朗澄，使山川影映在光明净体中！

王司州(修龄)至吴兴印渚中看，叹曰：“非唯使人情开涤，亦觉日月清朗！”

司马太傅(道子)斋中夜坐，于时天月明净，都无纤翳，太傅叹以为佳，谢景重在坐，答曰：“意渭乃不如微云点缀。”太傅因戏谢曰：“卿居心不净，乃复强欲滓秽太清邪？”

这样高洁爱赏自然的胸襟，才能够在中国山水画的演进中产生元人倪云林那样“洗尽尘滓，独存孤迥”，“潜移造化而与天游”，“乘云御风，以游于尘■(土＋盖）之表”(皆恽南田评倪画语)，创立一个玉洁冰清，宇宙般幽深的山水灵境。晋人的美的理想，很可以注意的，是显著的追慕着光明鲜洁，晶莹发亮的意象。他们赞赏人格美的形容词象：“濯濯如春月柳”，“轩轩如朝霞举”，“清风朗月”，“玉山”，“玉树”，“磊砢而英多”，“爽朗清举”，都是一片光亮意象。甚至于殷仲堪死后，殷仲文称他“虽不能休明一世，足以映彻九泉”。形容自然界的如：“清露晨流，新桐初引”。形容建筑的如：“遥望层城，丹楼如霞”。庄子的理想人格“藐姑射仙人，绰约若处于，肌肤若冰雪”，不是这晋人的美的意象的源泉么？桓温谓谢尚“企脚北窗下，弹琵琶，故自有天际真人想”。天际真人是晋人理想的人格，也是理想的美。

晋人风神潇洒，不滞于物，这优美的自由的心灵找到一种最适宜于表现他自己的艺术，这就是书法中的行草。行草艺术纯系一片神机，无法而有法，全在于下笔时点画自如，一点一拂皆有情趣，从头至尾，一气呵成，如天马行空，游行自在。又如庖丁之中肯棨，神行于虚。这种超妙的艺术，只有晋人萧散超脱的心灵，才能心手相应，登峰造极。魏晋书法的特色，是能尽各字的真态。“钟繇每点多异，羲之万字不同”。“晋人结字用理，用理则从心所欲不逾矩”。唐张怀瓘《书议》评王献之书云：“子敬之法，非草非行，流便于行草；又处于其中间，无藉因循，宁拘制则，挺然秀出，务于简易。情驰神纵，超逸优游，临事制宜，从意适便。有若风行雨散，润色开花，笔法体势之中，最为风流者也！逸少秉真行之要，子敬执行草之权，父之灵和，子之神俊，皆古今之独绝也。”他这一段话不但传出行草艺术的真精神，且将晋人这自由潇洒的艺术人格形容尽致。中国独有的美术书法——这书法也是中国绘画艺术的灵魂——是从晋人的风韵中产生的。魏晋的玄学使晋人得到空前绝后的精神解放，晋人的书法是这自由的精神人格最具体最适当的艺术表现。这抽象的音乐似的艺术才能表达出晋人的空灵的玄学精神和个性主义的自我价值。欧阳修云：“余尝喜览魏晋以来笔墨遗迹，而想前人之高致也！所谓法帖者，其事率皆吊哀候病，叙睽离，通讯问，施于家人朋友之间，不过数行而已。盖其初非用意，而逸笔余兴，淋漓挥洒，或妍或丑，百态横生，披卷发函，烂然在目，使骤见惊绝，徐而视之，其意态如无穷尽，使后世得之，以为奇玩，而想见其为人也！”个性价值之发现，是“世说新语时代”的最大贡献，而晋人的书法是这个性主义的代表艺术。到了隋唐，晋人书艺中的“神理”凝成了“法”，于是“智永精熟过人，惜无奇态矣”。

(三)晋人艺术境界造诣的高，不仅是基于他们的意趣超越，深入玄境，尊重个性，生机活泼，更主要的还是他们的“一往情深”！无论对于自然，对探求哲理，对于友谊，都有可述：

王子敬云：“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

好一个“秋冬之际尤难为怀！”

卫玠总角时问乐令“梦”。乐云：“是想”。卫曰：“形神所不接而梦，岂是想邪？”乐云：“因也。未尝梦乘车入鼠穴，捣齑噉铁杵，皆无想无因故也。”卫思因经日不得，遂成病。乐闻，故命驾为剖析之。卫即小差。乐叹曰：“此儿胸中，当必无膏盲之疾！”

卫玠姿容极美，风度翩翩，而因思索玄理不得，竟至成病，这不是柏拉图所说的富有“爱智的热情”么？

晋人虽超，未能忘情，所谓“情之所钟，正在我辈”(王戎语)！是哀乐过人，不同流俗。尤以对于朋友之爱，里面富有人格美的倾慕。《世说》中《伤逝》一篇记述颇为动人。庾亮死，何扬州临葬云：“埋玉树著土中，使人情何能已已！”伤逝中犹具悼惜美之幻灭的意思。

顾恺之拜桓温墓，作诗云：“山崩溟海竭，鱼鸟将何依？”人问之曰：“卿凭重桓乃尔，哭之状其可见乎？”顾曰：“鼻如广莫长风，眼如悬河决溜！”

顾彦先平生好琴，及丧，家人常以琴置灵床上，张季鹰往哭之，不胜其恸，遂径上床，鼓琴，作数曲竟，抚琴曰：“顾彦先颇复赏此否？”因又大恸，遂不执孝子手而出。

桓子野每闻清歌，辄唤奈何，谢公闻之，曰：“子野可谓一往有深情。”

王长史登茅山，大恸哭曰：“琅琊王伯舆，终当为情死！”

阮籍时率意独驾，不由路径，车迹所穷，辄痛哭而返。

深于情者，不仅对宇宙人生体会到至深的无名的哀感，扩而充之，可以成为耶稣、释迦的悲天悯人；就是快乐的体验也是深入肺腑，惊心动魄；浅俗薄情的人，不仅不能深哀，且不知所谓真乐：

王右军既去官，与东土人士营山水弋钓之乐。游名山，泛沧海，叹曰，“我卒当以乐死！”

晋人富于这种宇宙的深情，所以在艺术文学上有那样不可企及的成就。顾恺之有三绝：画绝、才绝、痴绝。其痴尤不可及！陶渊明的纯厚天真与侠情，也是后人不能到处。

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山水虚灵化了，也情致化了。陶渊明、谢灵运这般人的山水诗那样的好，是由于他们对于自然有那一股新鲜发现时身入化境浓酣忘我的趣味；他们随手写来，都成妙谛，境与神会，真气扑人。谢灵运的“池塘生春草”也只是新鲜自然而已。然而扩丽大之，体而深之，就能构成一种泛神论宇宙观，作为艺术文学的基础。孙绰《天台山赋》云：“恣语乐以终日，等寂默于不言，浑万象以冥观，兀同体于自然。”又云：“游览既周，体静心闲，害马已去，世事都捐，投刃皆虚，目牛无全，凝想幽岩，朗咏长川。”在这种深厚的自然体验下，产生了王羲之的《兰亭序》，鲍照《登大雷岸寄妹书》，陶宏景、吴均的《叙景短札》，郦道元的《水经注》；这些都是最优美的写景文学。

(四)我说魏晋时代人的精神是最哲学的，因为是最解放的、最自由的。支道林好鹤，往郯东■（山＋卯）山，有人遗其双鹤。少时翅长欲飞。支意惜之，乃铩其翮。鹤轩翥不复能飞，乃反顾翅垂头，视之如有懊丧之意。林曰：“既有凌霄之姿，何肯为人作耳目近玩！”养令翮成，置使飞去。晋人酷爱自己精神的自由，才能推己及物，有这意义伟大的动作。这种精神上的真自由、真解放，才能把我们的胸襟象一朵花似地展开，接受宇宙和人生的全景，了解它的意义，体会它的深沉的境地。近代哲学上所谓“生命情调”、“宇宙意识”，遂在晋人这超脱的胸襟里萌芽起来(使这时代容易接受和了解佛教大乘思想)。卫玠初欲过江，形神惨悴，语左右曰：“见此茫茫，不觉百端交集，苟未免有情，亦复谁能遣此？”后来初唐陈子昂《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不是从这里脱化出来？而卫玠的一往情深，更令人心恸神伤，寄慨无穷。(然而孔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则觉更哲学，更超然，气象更大。)

谢太傅与王右军曰：“中年伤于哀乐，与亲友别，辄作数日恶。”

人到中年才能深切的体会到人生的意义、责任和问题，反省到人生的究竟，所以哀乐之感得以深沉。但丁的《神曲》起始于中年韵徘徊歧路，是具有深意的。

桓温北征，经金城，见前为琅琊时种柳皆己十围，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条执枝，泫然流泪。

桓温武人，情致如此！庾子山著《枯树赋》，末尾引桓大司马曰；“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逢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他深感到桓温这话的凄美，把它敷演成一首四言的抒情小诗了。

然而王羲之的《兰亭》诗：“仰视碧天际，俯瞰渌水滨。寥阒无涯观，寓目理自陈。大哉造化工，万殊莫不均。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新，”真能代表晋人这纯净的胸襟和深厚的感觉所启示的宇宙观。“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新”两句尤能写出晋人以新鲜活泼自由自在的心灵领悟这世界，使触着的一切呈露新的灵魂、新的生命。于是“寓目理自陈”，这理不是机械的陈腐的理，乃是活泼泼的宇宙生机中所含至深的理。王羲之另有两句诗云：“争先非吾事，静照在忘求。”“静照”是一切艺术及审美生活的起点。这里，哲学彻悟的生活和审美生活，源头上是一致的。晋人的文学艺术都浸润着这新鲜活泼的“静照在忘求”和“适我无非新”的哲学精神。大诗人陶渊明的“日暮天无云，春风扇微和”，“即事多所欣”，“良辰入奇怀”，写出这丰厚的心灵“触着每秒光阴都成了黄金”。

(五)晋人的“人格的唯美主义”和友谊的重视，培养成为一种高级社交文化如“竹林之游，兰亭禊集”等。玄理的辩论和人物的品藻是这社交的主要内容。因此谈吐措词的隽妙，空前绝后。晋人书札和小品文中隽句天成，俯拾即是。陶渊明的诗句和文句的隽妙，也是这“世说新语时代”底产物。陶渊明散文化的诗句又遥遥地影响着宋代散文化的诗派。苏、黄、米、蔡等人们的书法也力追晋人萧散的风致。但总嫌做作夸张，没有晋人的自然。

（不够地方了，换一楼）

魏晋南北朝的有名人物有慕容隆、姚兴、祖逖、拓拔宏、陶渊明等。

1、慕容隆

慕容隆，鲜卑族，十六国时期后燕宗室、将领，成武帝慕容垂之子。公元397年5月18日即农历四月癸酉，慕容宝宿广都黄榆谷(今辽宁建昌一带)，慕容会派仇尼归、吴提染干率壮士20令人分道袭击慕容农、慕容隆。慕容农身受重伤，慕容隆却被惨遭杀害。

2、姚兴

后秦太祖姚苌长子，姚苌死后继位，在位23年，病中因子姚音政变抢位,他受惊吓而死。

3、祖逖

祖逖(266年-321年)，字士稚，范阳遒县(今保定市涞水县)人，东晋军事家。祖逖出身于范阳祖氏，曾任司州主簿、大司马掾、骠骑祭酒、太子中舍人等职，后率亲党避乱于江淮，被授为奋威将军、豫州刺史。闻鸡起舞的故事说的就是祖逖。

4、拓拔宏

北魏孝文帝。孝文帝元宏(467-499 年)原姓拓跋,是献文帝拓跋弘的长子。皇兴五年(471年),拓跋弘把皇位传给年仅五岁的元宏,自称太上皇。从西晋的“五胡乱华”开始的民族大混战和民族大融合,经过一系列痛苦的“化学反应”,终于接出了果实。

孝文帝登基后进行改革，改变了之前国家的保守面貌还加速了鲜卑族的融合。

5、陶渊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