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乡试解额制度研究(关于明代乡试解额制度研究的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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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唐代奠定了科举制度的基础

唐代初年即已开科取士，并逐渐制度化。其特点是：

第一，考试科目由杂乱而逐渐突出了重点。唐代所开科目，先后有常科、制科两大类九十多科。制科是皇帝因特种需要而临时设定的，对象是少数著名人物，科目、时间均临时确定。因对象特殊，又属非常措施，所以被视为“非正途”，吸引力不大。常科有数十种，有些科因条件特殊，生源有限，或很快停止(如秀才科)，或只偶尔举行(如童子科)。举行得最经常、录取人数最多的，是明经、进士两科，几乎年年开设。这两科中，进士科最难考，录取比例只有百分之一，但以诗、赋、应用文写作为主的考试方式，比明经的考帖经、墨义(类似填充和默写)更能显示应试者的才能，所以进士科出人才最多，特别受推重，以至“缙绅虽位极入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唐摭言》)。进士科的这一特点，为后世进士科独盛奠定了基础。

第二，确立分级考试制度。一级是乡贡，即州或府对属下所送人才进行考试，合格者称举子或举人，贡于尚书省。国子监等中央学校或地方学校的生徒，学校考试合格可以直接贡送。尚书省由礼部主持的考试，是全国统一考试，时间基本上是在每年二月，考场内用插棘的席子分隔，日夜进行。每次录取以二、三十人为多。

第三，考生来源主要有两类。一类是中央和地方官学的学生，另一类是不在校的自愿应试者。考生没有年龄限制，一次考不取，可以一直考下去。但有资格限制，工商子弟、衙门杂吏、三代内有重大罪犯及守孝者不能应试。

第四，授官。进士及第分甲乙等，明经分四等，这都只是取得做官资格，并可免除徭役。正式当官还要经吏部铨选，初授官只是自从八品下至从九品下的最低官阶(唐代官阶分九品三十阶)。进士初授官阶虽低，但因是。正途”出身，以后升迁相对容易。到唐代后期，科举出身的官员虽在总体上仍占少数，却是影响很大的一支文官队伍。

第五，唐代科举，实际上是考试与荐举相结合，荐举人的作用很大。所以举子在考试前，先要向权责显要“投刺”(类似名片)、。行卷”(成卷状的自作诗文)，请求推荐。因此，权势者对科考的干扰极大，科场弊端多半由此而起。新进士与知贡举(主考官)之间自然形成。门生”座主”的特殊师生关系，这又是唐代竞争迭起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 科考在宋代的发展

宋初基本沿袭唐制。陆续进行了许多重要改革，使科举制度趋于完备，并形成进士科的空前繁荣。

第一，宋太祖开宝六年正式确立殿试制度，因而形成乡，省。殿三级考试制度。宋太宗时又将及第进士分为三甲(等)。自宋英宗时起，乡试、会试都定为三年一次。殿试制度确立，新进士都是“天子门生”，唐代的门生座主及推荐制均被废止，这有利于平等竞争。

第二，陆续建立和完善了糊名、誊录、锁院，隔帘等保密规则，严格了勘磨(复查)制度。考试只在白天进行，考场管理走向严格。省试考官的官阶提高，分工也更细。

第三，进士科成为最主要科目，录取数量大增。白中期后每科都录取三、四百人，最多时超过九百。新进士立即分甲授官，初授官阶比唐代明显提高，由此形成宋代的文官政体。

(三) 元代科举的民族歧视

元代科考只举行十六次。录取人数比宋代少得多。但最大特点是把蒙古人、色目人和汉人、南人分为右左两榜，前者要求低，后者难考，具有明显的民族歧视性质。

(四) 明清两代的新变化

明清两代科举取士的方式基本相同，进士科成了唯一的常科。和前几代相比，明清两代又有以下主要变化。

第一，参加科举必从入学开始。学校有两类，一类是中央的国子监，只有贡生才能入学。

一类是县、府州的地方学校，在科考中达到一、二等，才能参加乡试。各类学校都有定额。朱熹注《四书》、《五经》是钦定的学校教材。所以，入学必读孔盂之书始，科考必从学校开始。

第二，考试增为县、院、乡、会、殿试五级。在县试中考取了秀才才能参加院考。秀才在三年一次的院考中取得六等中的前二等才能参加乡试。乡试及格称举人，方能参加会试。县、乡试均有名额限制。会试一般取三百名左右，称贡士，这就取得殿试资格。殿试一般不再淘汰。

第三，八股文是各级考试的重要文体，八股文题目必然出自《四书》、《五经》。所以只有死读《四书》、《五经》，按照八股文的固定格式和字数答卷，才有考取的希望。这使得应试者如同戴着镣铐跳舞，戕害人才，莫此为甚。

第四，科考与授官。殿试成绩分三甲，一甲三名，称赐进士及第；二甲多为十七名，称赐进士出身；其余为三甲，称赐进士出身。殿试后多半立即授官，一甲正六品与从六品，一般入翰林院；其余七品，有京官地方官之别。

此外，清代在三年一次的正科以外，还增加了不少恩科。考试方式、录取数量均与常科相同。清代还规定，多次会试落第的举人，经过吏部特选，也可授予类似知县或稍低一些的官职，但数量极少。秀才只能当幕僚，不能当官。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明清已经形成教育、科举、做官的一条龙体系。

在一千三百年问，科举制度逐渐发展成一种极为完备而又严密的选拔官吏的制度体系。这是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不曾有过的。

十多万进士的文化奇观

一千三百年的科举制度，是我国这段历史上选拔官员的基本制度，也是培养人才的基本途

径，由此选拔出来的作为官员队伍和文化队伍主体的进士，数量就非常惊人。下面是分别录自《登科记》、《文献通考》、《续文献通考》和《清代续文献通考》(同时参考了历代正史及《资治通鉴》等史籍)的统计资料。

唐代：270科，共录取进士6606人。

五代：48科，共录取进士503人。

两宋：118科，共录取进士36804人。(缺1 2科数字)

辽代：52科，共录取进士2486人。(缺一科数字)

金代：21科，只存三科数字，共为130人。

元代：1 6科，共录取进士1105人。(左右榜合计)

明代：88科，共录取进士24618人。

清代：112科，共录取进士26391人。

以上共为725科，进士总数为98749人。如果按宋、辽各自的平均数加上所缺数目，总数则必超过10万。这还远不是全部。要推算总数，还要考虑两个因素。其一，宋及以后各代，

都曾特赐过一批进士。宋代常对累举不第者。特奏名”赐进士出身。明代仅顺天考场大火及崇祯十五年未能会试二次，就特赐进士353人之多。其二，五代时的南唐、前蜀，北宋亡后中原的刘豫傀儡政权，还有张献忠大西国和太平天国等农民政权，都曾开设进士科。南唐至少开科十次，太平天国也开科十次，还独创过女科。这样，历代开设的进士科将近800科，进士总数至少11万。平均每年近1 OO人。

举入的数目，即使以最保守的十与一之比估算，那么科举制度造就的举人就是上百万了，平均每年达一千！

十多万进士大军，是我国一千三百年历史上官员队伍中平均文化素养最高的基干、主体，也是官员队伍中最活跃的成分。民族的兴衰。朝代的更替，国家的治乱，都和他们密切相关。

十万进士和上百万举人一起，又构成一千多年间文化活动的主力，民族文化传统的承传与弘扬，文学艺术的繁荣与发展，教育事业的兴革，学术思想的演变，也都与他们的活动密不可分。

他们作为前承后继的群体，立下了值得大书特书的历史功勋。民族发展的日趋停滞，又可以

从这个群体的历史局限性上找到许多重要原因。因此，不论从哪一种意义上说，科举制度及其造就的进士大军，都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大文化奇观，也是世界历史上的一大文化奇观。

四、状元——进士大军的桂冠

唐代的周匡物，中进士后赠给同年一首诗，“元和天子丙申年，三十三人同得仙，袍似烂银文似锦，相将白日上青天”中了进士就如同成仙上天，中了状元更有无上荣耀。

状元这名称是怎么来的?原来，唐代各州贡送到京城的举子。应试前要向礼部呈递州里的解状和本人出身履历等亲状，称为投状。录取后，礼部又要将新进士的身分材料及成绩一起呈报皇帝，称为奏状。排在最前面的就是状头。不过。最初只有甲乙等之分，无状元之名。武则天在天授元年(690年)首创殿试之例，对礼部的考试再复试一次，这才开始把按成绩排在最前的称状头或状元，两名通用。卢储诗“第一仙人许状头”，温庭筠诗“耳边忽闻状元声”，就是一事二名。在唐代，其他科的第一名也可称状头或状元，张又新，武翊黄在进士科中状元之后，又在其他二科夺冠，因此被称为“张三头”、“武三头”。

北宋初年，曾以状元高居榜首而称榜首，建立殿试制度后才称状元。太平兴国后因录取进士名额大增，分为三甲，一甲三人均赐进士及第，因而这三人曾经都可称状元。以后第一名被突出，才专称为状元。有头(元即头)必有眼，二。三名改称榜眼。至少到南宋时，榜眼已专指第二名，第三人专称探花。探花的名称起于唐代探花宴，新进士及第，正值春暖花开，为了表示庆贺，新进士中间挑选两名最年轻的充当探花使，带领大家遍游名园。孟郊诗“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遍长安花”，就是写的这种习俗。北宋初仍然如此，直到状元、榜眼专指一、二名，第三名才称探花。不过这都是世俗称呼，在金榜和题名碑上，只是分别称“第一甲第一名”……

明清时期，除一甲三名外，其他第一也有了专称，如第二甲第一名称传胪，第三甲第一名也称传胪。会试第一名称会元，乡试第一名称解元，县、府、院试第一名均称案首。另外，明清科考必从《五经》各命一题，每经照例有第一名，称经魁、魁首或魁元，合称五魁。后来往往只以乡试前五名为五魁，而不一定是每经第一名。

历史上并非每一科都恰好一个状元。唐代和辽代一些科，只取了一名进士，就无所谓状元。还有些科复试后一个未取，当然也没有状元。也有的科会试后没有殿试，虽有名次。却无状元。还有个别科的状元，事后因各种原因取消了。又有相反的情况，元代十六科都是两榜，因而每科有两个状元。清初也开过两科两榜，各有二名状元。把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历史上的状元大约是七百五十名左右。如果按唐代习俗，其他科第一也称状元，历史上获得状元称号的人就有一千上下了。

状元大魁天下。就有了殊荣。宋代已有特赐状元袍笏、七名宫廷卫士护送回府及在他家乡建状元坊等优待。不过，殊荣主要是表现在授官上。唐至北宋初，状元授官都不高。但从北宋前期起授官就明显高于众进士，而且多半进入翰林院这一重要机构。明清两代，除特殊情况，新状元照例授正六品的翰林修撰，榜眼探花授从六品的翰林编修。因为翰林院接近皇帝，以后升迁至尚书、宰相者不乏其入，所以翰林有“储相”之称。但实际上，嗣后的升官受着多种因素影响，厉史上的状元宰相，在状元中只是少数，而且一般要经过十几年、几十年地爬台阶。旧小说中的状元马上当大官，几年后就当宰相，那是艺术夸张。

历史上的七百多进士科状元，都是进士队伍的“排头兵”。他们当中，有许多成为著名的历史人物，有政治家，军事家、工业家，更有大批文学艺术家。唐代的郭元振、贺知章、张九龄、王维、柳公权，宋代的吕泉正、王曾、张孝祥、陈亮、文天祥，明代的商辂、杨慎、康海，清代的翁同和、张謇，都是其中的佼佼者。也有不少品格很坏的，留梦炎就是一例。更有许多昙花一现就默默无闻，历史作用远远不如一些进士、非进士。这既有他们自身的原因，又有社会政治的和科考本身的原因。本书是从状元跳龙门的千姿万态、科场的种种情形及状元的不同心态生活等三个方面，对部分状元进行了介绍。所选材料，大多较为奇特，(如果平淡无奇，早已默默无闻。许多状元根本没有留下生平资料，这又何尝不奇!)因而许多为人们熟知的状元就不谈或少谈。但目的不是猎奇，而是希望奇中见正，通过一系列奇人奇事，对作为进士代表的状元，进而对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这一历史奇观，管中窥豹，略见一斑。这该有助于了解我国的古代文化，也可以从中引出一些于现实有益的启示。

五、科举制度的广泛国际影响

我国的科举制度，早已引起国际上的注目，产生了重大的国际影响。

空前繁荣的唐代文化艺术，无疑和开科取士有极大关系。这种当时领先于世界的文化艺术，对近邻远邦都有极大吸引力。当时的长安，有许多外国留学生，他们带来了域外文化，又帮助了中华文化的传播。有许多人还曾特地参加中国的科考，唐代如此，宋及明、清仍然不断。不少人登上了我国的科举金榜，可见对中华文化仰慕之深。

高丽(今朝鲜)、越南等邻国，还曾把我国的科举制度引了进去，也照中国的方法考秀才、

举人、进士，点状元，选拔他们的官员和文化骨干。

鲜为人道的是，我国的科举制度虽对西方文官考试制度有过重要影响。十七、十八世纪来华的许多欧洲传教士。对我国的科举制度大为惊叹，称羡不已。因为他们虽已文化复兴，有新起的科学，却没有像样的官吏选拔制度。传教士们纷纷向国内介绍推荐中国的。文官考试制度”，首先引起启蒙派思想家和重农学派思想家的注意，经过他们的宣传，又引起英国的亚当?斯密和边沁等著名学者的关注。在中国科举制度的启示下，法国首先于1 791年开始了文官考试制度(十年后一度停顿，1 840年恢复)。英国东印度公司也是由于其在广州人员的建议，参考中国的科举考试方法，在英国设立学校，训练行政人员，经考试后派出任职。十九世纪前期来华的英国译员梅笃士，曾写下专著，宣传以中国考试制度为范例，在英国实行类似科举的分级公开竞争考试，改善英国的行政机构。连英国人也承认。英国于1855年建立的文官考试制度，受到中国科举制的影响(参见王德昭《清代科举制度研究》，香港中文大学1982年出版)。此后，英法的文官考试制度又为其他西方国家借鉴采用，以至于今。同样一种制度，西方人能从中得到有益启示，突出其自由平等公开竞争的特点，发展成适合自己国情的新制度。在科举制度的故乡，这个制度却积弊日益深重，终于走向灭亡。这种现象，同样是很值得深思的文化奇观。

（1986-2009）

（一）明代国家制度研究

1.《明代国家权力结构及运行机制》（50万字），华夏英才基金项目，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

2.《中国政治制度通史·明代卷》（36万字，与杜婉言合作），国家社科基金七五重点课题子课题，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三届国家图书奖、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成果一等奖（集体）。

3.《论明代的君主集权制度》（10千字），《严嵩与明代政治论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4.论明代内阁制度的形成》（2.2万字），《文史》第33辑，中华书局1990年版。

5.《明代的巡抚制度》（1.5万字），《中国史研究》1988年第3期，江西省高校优秀成果二等奖。

6.《明代的镇守中官制度》（2.1万字），《文史》第40辑，中华书局1994年版，江西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7.《明代的御马监》（1.5万字），《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2期，江西省高校优秀成果三等奖。

8.《明末购募西炮葡兵始末考》（5.6万字，与欧阳琛合作），《文史》第77辑，2006年第4辑，中华书局2006年版。

9.《明代的四卫、勇士营》（1.1万字），《第二届明清史国际学术会论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0.《论明代宦官的知识化问题》（1.2万字），《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

11.《历史上的“奸臣”与“奸臣传”》（9千字），《文史知识》1988年第12期，《新华文摘》1999年第4期。

12.《明代军队的编制与管理体制》（1.5万字），《明史研究》第3辑，黄山书社1993年版。

13.《阳明史事三题》（1.5万字），《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

14.《明代的户口食盐与户口盐钞》（1万字），《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江西省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

15.《明代苏松江浙人“毋得任户部”考》（2.4万字），《历史研究》2004年第6期，江西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16.《“传奉官”与明成化时代》（3.3万字），《历史研究》2007年第1期，《新华文摘》2007年第9期。

(二)明清江西商人及地域经济社会研究

1.《明清中央集权与地域经济》（36万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2.《明清湘鄂赣地区的人口流动与城乡商品经济》（56万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2005年重印，江西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3.《江西通史·明代卷》（54万字，与谢宏维合作），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附：11卷本《江西通史》副主编，江西省社科重大课题。

4.《明清江右商帮》（6万字），（香港）中华书局、（台湾）万象书局1995年版

5.《明清江右商的社会构成与经营方式》（1.8万字），《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1期，江西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6.《明清江右商的经营观念与投资方向》（1.5万字），《中国史研究》1991年第4期，江西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7.《明清西南地区的江右商》（1.4万字），《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4期

8.《明清江右商与商事诉讼》（1.5万字），《南昌大学学报》1995年赣文化专辑

9.《再论明代士人的“弃学经商”》（1.2万字），《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

10.《江西传统商业盛衰论》（1.5万字），《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11.《明清湘鄂赣地区的食盐输入与运销》（1.9万字），《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4期。

12.《明清湘鄂赣地区的“淮界”与私盐》（1.8万字），《中国史经济研究》2006年第3期。

13.《明清湘鄂赣地区的“讼风”》（3.3万字），《文史》第68辑，2004年第3辑，中华书局2004年版。

14.《关于明清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几点商榷》（1.5万字），《第八届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黄山书社1997年版。

15.《“学而优则仕”：明清江西士人生存方式研究之一》（1.5万字），《赣学》第1辑，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16.《近代九江进出口贸易与江西市场》（1.5万字），《近代沿江经济战略研究论集》，中国财经出版社1997年版。

（三）明代市民文学研究及其他

1.《明代城市与市民文学》（36万字），中华书局2004年版，2005年重印，江西省高校优秀成果二等奖。

2.《明成化皇帝大传》（30万字），辽宁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中国社会出版社2008年修订版。

3.《千古一人----苏东坡传》（18万字），21世纪出版社1997年版，中国社会出版社2009年修订版。

4.《旷世大儒----王阳明传》（30万字），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中国社会出版社2009年修订版。

5.《弹指惊雷侠客行----港派新武侠小说面面观》（30万字），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4.《从现存版刻看明代市民文学的发生发展》（3.5万字），《扬州大学文化研究所辑刊》第1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5.《从现存版刻看明代市民文学的地域分布》（1.8万字），《明史研究》第6辑，黄山书社1999年版

6.《明清小说与明清社会》（9千字），《文史知识》1988年第12期。

7.《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与海外中国学》（2.5万字），待发。

8.《“定法”与“定论”：历史研究方法论二题》（1.1万字），《江西社会科学》2007年第6期。

9.《略论汉初的同姓分封与削藩》（1万字），《南昌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学院》1989年第4期。

10.《略论青苗法的推行与效果》（1.5万字），《南开学报》1988年第6期。

三、论著编年（1996-2008）

1986年

1.《明代的户口食盐与户口盐钞》，南昌：《江西师大学报》1986年第3期。人大资料中心《明清史》复印，《高校文科学报文摘》摘要，获江西省第五届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

1987年

2.《明代内阁的票拟制度》，南昌：《江西师大学报》1987年第4期。《新华文摘》辑目。

3.《略论汉初的同姓分封与削藩》，南昌：《南昌职业师范学院学报》1987年第2期。

1988年

4.《明代的巡抚制度》，北京：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中国史研究》1988年第3期。获江西省高校第三届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

5.《略论青苗法的推行及效果》，天津：南开大学《南开学报》1988年第6期。人大资料中心《宋辽金元史》复印。

6.《明清小说与明清社会》，北京：中华书局《文史知识》1988年第12期。收录于《漫话明清小说》，中华书局1992年。

7.《“内阁始于东汉”说质疑》，南昌：江西省社联《争鸣》1988年第3期。

8.《“江浙”辩》，南昌：江西省社联《争鸣》杂志1988年第5期。

1989年

9.《论明代的君主专制》，江西省社科院：《严嵩与明代政治》，上海：上海社科出版社1989年。

10.《江右商略论》，南昌：江西方志办《江西方志》1989年第2期。

1990年

11.《论明代内阁制度的形成》，北京：中华书局《文史》第33辑。

12.《论明代宦官的知识化问题》，南昌：《江西师大学报》1990年第3期。

13.《从明末农民战争看汉族地主阶级》，四川省社科院：《第二届国际明末农战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

1991年

14.《弹指惊雷侠客行——港派新武侠小说面面观》（著作），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

15.《明清江右商的经营观念与投资方向》（合作，第一作者），北京：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中国史研究》1991年第4期。人大资料中心《经济史》复印，获江西省第六届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

16.《明代的知识宦官》，北京：中华书局《文史知识》1991年第7期；收录于《中国历史百题》，中华书局1993年。

17.《明代内阁建置的几个问题》（署名刘礼芳），南昌：《南昌职业师范学院学报》1991年第4期。人大资料中心《明清史》复印。

1992年

18.《明清江右商的社会构成与经营方式》（合作，第一作者），北京：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1期。人大资料中心《经济史》复印，获江西省第七届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

19.《王守仁的个性与明代士风》，北京：中华书局《文史知识》1992年第7期；收录于《93海峡两岸明清史学术会论文集》，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武林世界与历史真实》，北京：中华书局《文史知识》1992年第12期。

21.《明代吉安的诉讼》，南昌：《南昌职业师范学院学报》1992年第4期。

1993年

22.《明代的四卫、勇士营》，南开大学：《第二届明清史国际学术会论文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

23.《中国秦汉史学会第三届年会暨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北京：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中国史研究动态》1993年第12期。

24.《明清时期西南地区的江右商帮》（合作，第一作者），厦门：厦门大学《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4期。

25.《再论明代中后期的弃学经商之风》（合作，第一作者），南昌：《江西师大学报》1993年第1期。

1994年

26.《（明）成化皇帝大传》（著作），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4年。

27.《明代的镇守中官制度》，北京：中华书局《文史》第40辑。人大资料中心《明清史》复印，获江西省第八届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

28.《明代军队的编制与领导体制》，中国明史学会《明史研究》第3辑，合肥：黄山书社1994年。

29.《“摇篮”说》，南昌：《江西社会科学》1994年赣文化专辑。

30.《地域文化与江西商业文化》，南昌：南昌大学《赣文化研究》第1辑。

1995年

31.《明清江右商帮》（著作），香港：中华书局1995年；台湾：万象书局1995年。此为中国商业史学会重点课题“中国十大商帮研究”的子课题。

32.《千古一人——苏东坡传》（著作），台湾：国际村文库1995年。

33.《论正史<奸臣传>》，香港：香港大学国际明史学术会宣读论文，1995年12月。

34.《江西士大夫与明代政治》，江西省社科院：《江西名人研究》，北京：中国人事出版社1995年第3期。

35.《明清江右商与商事诉讼》，南昌：《南昌大学学报》1995年增刊。

1996年

36.《中国政治通史·明代卷》（著作，第二作者，与杜婉言合作），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中国政治制度通史》为国家社科七五重点课题，获第三届国家图书奖、中国社科院首届社科基金项目优秀成果一等奖。

1997年

37.《千古一人----苏东坡传》（修订版），南昌：21世纪出版社1997年。

38.《明代的御马监》，北京：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2期。获江西省高校第五届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

39.《近代九江的进出口贸易与江西市场》，中国商业史学会：《近代沿江经济发展论集》，北京：中国财经出版社1997年。

40.《关于明清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几点商榷》，中国明史学会：《第六届明史国际学术会论文集》，合肥：黄山书社1997年。

41.《明代统治者对佛道二教的利用与限制》，北京：中华书局《文史知识》1997年第9期。

1998年

42.《从现存版籍看明代市民文学的发生与发展》，第七届明史国际学术会宣读论文；长春：1997年8月；《第七届明史国际学术会论文集》，长春：东北师大出版社1999年版；扬州：《扬州大学文化所辑刊》第一辑，苏州：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10月。

43.《王阳明与江右王门学派》，北京：中华书局《文史知识》1998年第1期。

44.《明代的乡试、会试与殿试》，北京：中华书局《文史知识》1998年第4期。

45.《历史上的奸臣与奸臣传》，北京：中华书局《文史知识》1998年第12期；人民出版社《新华文摘》1999年第4期转载。

1999年

46.《八十年代以来关于明清时期人口流动与城乡商品经济研究的回顾》（二人合作，为第二作者），北京：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中国史研究动态》1999年第4期。人大资料中心《明清史》复印。

47.《从现存版籍看明代市民文学的地域分布》，香港：香港大学中文系建系七十周年国际学术会宣读论文，1997年12月；中国明史学会《明史研究》第6辑，合肥：黄山书社1999年3月。

2000年

48.《旷世大儒——王阳明传》（著作），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

49.《一个儒学实践者的悲喜剧》，北京：中华书局《文史知识》2000年第9期。

2001年

50.《明清湘鄂赣地区的人口流动与城乡商品经济》（著作，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结题成果），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2005年重印。获江西省第十届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

51.《明清湘鄂赣地区的食盐输入与运销》，厦门：厦门大学《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4期，第九届国际明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选集。

2002年

52.《明清中央集权与地域经济》（论文集，第二作者，与欧阳琛合作），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53.《庐陵文化中的异端文化》，北京：中华书局《文史知识》2002年第9期。

2003年

54.《阳明史事三题》，南昌：《江西师大学报》2003年第4期。人大资料中心《明清史》复印，《新华文摘》2003年24期摘要。

2004年

55.《明代城市与市民文学》（著作），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2005年重印。获江西省高校第八届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

56.《明代苏松江浙人“毋得任户部”考》（合作，第一作者），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2004年第6期。人大资料中心《明清史》复印，获江西省第十一届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

57.《明清湘鄂赣地区的“讼风”》，北京：中华书局《文史》第68辑(2004年第3期)。人民出版社《新华文摘》论点摘要。

58.《明代文化专制三议》，北京：中华书局《文史知识》2004年第12期。

2005年

59.《一段历史、一段水土与一方人----走进明朝的江西》(合作，第一作者)，广州：广东省社联《粤海风》2004年第1期。收录于江西人民出版社《第三只眼睛看江西》（胡平编），2005年。

60.《谷霁光教授的学术经历与学术个性》，南昌：《江西社会科学》2005年第9期。人大资料中心《历史学》复印。

2006年

61.《明末购募西炮葡兵始末考》（第二作者，与欧阳琛合作），北京：中华书局《文史》第77辑(2006年第4期)。

62.《明清湘鄂赣地区的“淮界”与私盐》，北京：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3期。

2007年

63.《“传奉官”与明成化时代》，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2007年第6期。《新华文摘》2007年第9期转载、《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7年第2期摘要、人大资料中心《明清史》复印。

64.《地域文化与江西传统商业盛衰论》，南昌：《江西师大学报》2007年第1期。

65.《明代前期荒政中的腐败及对策》（第二作者，与萧发生合作），《北方论坛》2007年第1期。

66.《历史研究方法论二题》，南昌：《江西社会科学》2007年第6期。《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7年第6期摘要、人大资料《历史学》复印。

2008年

67.《成化皇帝大传》（著作，修订本），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8年。

68.《明代国家权力及运行机制》（著作，华夏英才基金项目结题成果），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年。

另，在《光明日报》、《中华读书报》、《文汇读书周报》、《江西日报》、《江南都市报》、《南昌晚报》和《农业考古》、《民主》等报刊发表史学评论、史学杂文约100篇，篇目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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